二、逻辑关联：机构改革拓展了行政主体的理论视野 (一)机构改革的重头在行政职能的调适 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四、立法裁量、立法事实与社会科学 在现代宪法下，立法者不再是主权者，而是接受宪法的委托来实施宪法，立法成为一种宪法义务。这种对立情绪，在2014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研讨会上颇有体现。
法教义学对于立法的重要功能在于将新的立法整合入既有的法律体系：立法是对既有法律体系的完善、突破乃至部分颠覆，但却必须考量先在的法教义学结构，也就是不能因为立法而导致固有法秩序的崩解。在立法领域，社科法学与（宪）法教义学有着明显的合作可能。即使此种法律政治活动本质上决定于政治判断，只要仍然希望新的规范能够被解释和适用，就必须用合乎固有法律思维的方式去表达。如果说立法者是规范的创造者，司法者才是规范的遵守者，以解释和适用规范为基本任务的法教义学，当然就是指向司法的。基于立法事实，立法者才能评估某项法律规制是有效的、高效的、低效的还是无效的。
裁决事实是仅关于行政裁决个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事实，而立法事实则是行政机关制定政策时的事实基础。以沃伦大法官为首的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一立法事实进行了司法判断，并认为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当代权威的充分的支持，在判决的脚注11中，联邦最高法院援引了7份社会科学证据，当中不仅包括个案中的心理学试验报告，也包括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报告。[27] 康有为：《日本書目志》，《康有为全集》第３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页。
（1）单纯型权利概念孕育和诞生在中国本土，其原初的使命就是同有司所操之权（即权力）相区分，专以表述凡人理所应得之分，身世、社会的和学术的使命清楚明白，且早已形成汉语传统。因此，实事求是地确认外延单纯型权利概念的学科地位，不仅意味着基本排斥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还必然要相应地调整法学界对权利与权力相对地位的传统认识。[104]《牛津法律指南》的权利-义务条目中的权利（right），只包含我们签合同或选举投票时改变他人权利和义务的能力或‘权力。19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并不缺乏支撑权利观念的社会基础。
如果法理学教材一定要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作为基础性概念，那么，其编写人员就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用适当形式阐明这种权利的起源、法学身世、概括哪些种法现象、相关文献根据和法律实践基础，以及它同外延单纯型权利的关系等。中文法学的权利与外延单纯型权利是同一个实体，且与中国宪法、法律制度中的权利概念外延基本相同。
按常理，作为被奉为法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权利的外延，同本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一词的含义对照起来，差别大到外延包含权力和不包含权力的程度，是绝对应该加以说明、应该做正当性论证的。1896年9月2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纽约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回答记者问到他对加州排华法案的感受时说：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有学者查考，梁启超与加藤弘之相识于1899年5月举办的日本哲学会春季大会，对后者十分推崇，爱读后者的著作，受后者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极深。或许有学者会说，复合型权利概念可适用于民商法学教学和民商事法律生活领域，其实细想也不尽然，因为，民商法不应该有、也无法容忍包含公共权力的权利。
法权一词最初属日制汉语，指一国统治权尤其是立法权的覆盖范围。实质分类法的最基本特征，是确定支撑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财产的主体属性，按民国时期东吴大学法学丘汉平教授的说法就是定分或定归属：彼我之间，名分最为重要。早在1875年郑观应已提出，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以性法（自然法——引者）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夺于人之理也。（2）在民主法治国家宪法保障的公民的选举权、公投权等权利中，是包含个人作为全体人民的一员或主权者之一而享有的那份权力的，但这种权力只是构成权力的原初细胞而不是法律权力本身，而且，选举权、公投投票权在法律上同其它权利的性质一样，本身是权利而不是权力。
而这样论说权利的情形，在清末和整个民国时期各种版本的《法学通论》中是大量的、常见的。因为，个人或私人有些行为的强行性大于公共机关行为，如现代民商法中法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大公司对普通消费者或用户个人可合法拥有的权利，强行性之大有时超乎想象，强度会明显高于以公共机关为主体的行为中强行性较弱的权力。
[9] 稍晚于马礼逊字典系列，但也使用广泛的麦都思字典系列，对汉字权的解说和对英文right的解说，同样与汉语权利一词无缘。丘汉平列举的自由说、意思说、范围说、利益说、法律上之力说。
在其中，梁启超从人对人、人对我、我对人、个人对群体的责任开始说起，认为人兽的差别在于，兽只自保生命，人类保生命保权利两者相倚。丁韪良对权利诞生的背景和其情节的描述表明，近代中文法学的权利一词，从其起源看就不是西语法学名词的简单翻译，而是法学者为了与包含在汉语权字中的公共权力（即有司所操之权）区分开来而刻意创造的，专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和庶人本有之权利。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法律所制定的规范规定着国家机关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109]]外延复合型权利和法权的共同点是，两个概念的外延都是法权利、法权力之和。[120] 本文讨论权力和权利的时候，都很受霍菲尔德将特权（privilege）和豁免（immunity）看作权利的两种存在形态的观点的启发，但本文分别将它们二者中一部分确定为权利的存在形态之一，另一部分确定为权力的存在形态之一。
[113] 秦前红：《评法权宪法论之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30页。[69] 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77页。
在笔者看来，权利权力难以区分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都以归属已定之财产为依托，都是利益的法律表现形式，仅仅所属主体不同而已。见黄文艺：《权利本位新论》，2014年第5期，第17页。
公司令各股东续缴股银应于十五日前通知，逾期不缴再展限十五日，仍不缴则失其股东之权利。因此，完全排拒这种概念也是不必要的。
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公元681年至720年完成的《日本書紀》中有承制天朝，執我國政，權重當世的记叙。对中文法学来说，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在近代是先从欧美直接影响日本法学界，然后再通过后者影响中文法学的。事实上，所有将外延复合型权利作为法学基本概念使用的学者和论著，在援引和使用本国宪法法律中的权利一词或谈论法律实践中的权利保护话题时，都不可能不悄然偷换概念，用外延单纯型权利替换自己先前运用的、没有实在法基础的外延复合型权利。
不排除清末有朝廷大员倾向于将权利解释为国权，但未见有文献记载，显然影响不大。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recht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
稍后另有德国侨居中国的汉学家罗存德正确地将其解说为百姓嘅权、民之权。[117] 关于财产主体属性与权利、权力的关系和国有企事业法人财产的权利、权力双重属性，见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5-15页。
19世纪末中国知识阶层就权利一词及其运用虽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不同意见也伴随着认识的推进过程。在区分权利权力方面，与外文法学比起来，中文法学还有自己独特的困难，即权利权力读音完全相同。
另外，该律还设有股东权利各事宜专节（第三节）。民权之意趣既非异事，亦非奇谈。他说：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97] 对此，近年曾有学者提及并做过评论。
问题在于，国家所有权是特殊的所有权，并不都表现为民事权利，它由国家机关直接行使时表现为行使职权或权力。这样就在‘权利的含义上随意加进了法的内容，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67]也就是大体从这个时候开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就成了实际上困扰中文法学的一大难题。[15] 《海国图志》刊行25年后，丁韪良及其汉译《万国公法》大量采用以权字同时译power（authority）和right的做法，是对袁德辉、伯驾做法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right在权字母体内成熟，已难以与power（authority）在同一个母体内共处的标志。
利权的国家性与权利的个人性，并无直接冲突，完全可以和谐共存。（2）私人财产转化为法定个人（自然人和法人，下同）利益，法律上表现为各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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